第75章：先生 (第1/2页)
程教授办公室在文科楼顶层，一墙的书，窗台上养着盆吊兰，叶子垂到桌沿。陶爱民敲门进去时，老人正戴着眼镜校一份打印稿，见他来，摘了眼镜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“坐。茶自己倒。“程教授说，“你这时候来，不是来聊论文的。“
程教授起身，拿了暖壶给他倒茶，茶叶是粗梗的绿茶，浮在杯面打转。老人坐回原位，没催，等他自己开口。这种不催的功夫，是教了三十年书磨出来的——他见过太多学生，越催越慌，越慌越藏。
“不是。“陶爱民坐下，把清单摊在桌上，“先生，有些事，得跟您原原本本说一遍。说完了，我才敢走下一步。“
他从倒国库券讲起。九〇年夏天，他揣着东借西凑的三万八，第一次坐硬座出省，在汉丰和邻省之间倒腾国库券，赚的是票面和收购价之间那几个点的差；十一趟跑下来，背回来的不是钱，是一身汗和一本写满价位的笔记本。九二年，认购证，他押上全部身家，行情来的那几个月，账上的数字跳到了三百六十万——他记得清清楚楚，那夜他核对了三遍，每一遍都怕自己算错。转实业，他买临江老城区商铺十七间、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、参股同福糕点厂和罐头厂；去年回红星厂，看父亲擦机床，算了一夜七页纸的账，最后把账本撕了——因为一个人买不下一个厂，能救厂的，是制度早立。
程教授听着，没打断。他记得清楚：大二那堂分配理论课，这学生站起来说了三句话——“老师，初次分配不是账本上的百分比，是车间里第一个拿到工资的手；不是公式，是娃娃能上学、老人能抓药；您教我们算份额，可份额落到谁碗里，才是真问题。“课后，他把陶爱民叫来办公室，问了句“你想过这问题多久“，学生说“从我爹在厂里拿不到应得的那份起“。后来定论文题，他特意给了《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份额的思考》；去年论文答辩前，他翻到最后一页，批了四个字“落到地上“。彼时他就有预感，这人不会把论文停在纸上。
“您那回批'落到地上'，“陶爱民说，“我琢磨了许久。我的论文写初次分配，通篇数字公式，您要的'地上'，是田埂上、车间里、账本外头那群活人。后来我在红星厂，看见两千一百双手，才真懂了——那些手后头，是一个个灶台、一张张娃娃的奖状。我爹那双手，也在里头。“
程教授从抽屉里抽出陶爱民的论文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结语那句“分蛋糕的人，得先看见吃不上蛋糕的人“：“这句，不是写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。我教了三十年书，能把它活出来的学生，你头一个。“
他说的是实话。这三十年来，他把“初次分配“讲了无数遍，能把公式背得滚瓜烂熟的学生一抓一把，可真把公式换成灶台、换成娃娃奖状的，陶爱民是头一个。老人的手指在结语那行字上停了停，像在给这句话，盖一道只有他自己认得的章。
他顿了顿，望着窗外：“我见过太多聪明学生，毕业后要么钻营，要么庸碌。能把到手的东西全推开、只为一个说不清的'法子'的，你是一个。可也正因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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